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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片给我们一种前线
不断有枪声和爆炸声的印象
但事实上，大部分时间
我们在等待和观察，很枯燥
但同时混合着紧张
炸弹的噪音愈来愈响，运输坦克的列车愈来愈多……在“世界的泥潭”顿巴斯，几个青少年却对变化置若罔闻。他们怀揣着一个疯狂的梦想：攀登喜马拉雅山脉。
阿莉莎·科瓦连科是一名乌克兰“85后”导演，她最新的纪录片《我们不会消逝》，讲述的是五名乌克兰青少年在战火中的成长经历，以及他们跟随年过七旬的登山家瓦伦丁前往喜马拉雅山脉探险的旅程。
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这位屡获殊荣的年轻导演还做了一次勇敢的尝试。去年春天，她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乌克兰志愿军，在前线战斗了四个月。她说，那也是在分裂和挣扎中度过的四个月。
纪录片导演拿起武器
2022年2月24日早晨，俄罗斯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几个小时后，一列红眼列车将阿莉莎带到乌东卢甘斯克州的鲁比日内。
阿莉莎此行的目的是为纪录片《我们不会消逝》补拍素材，这部影片是她2019年以来的心血。骤然升级的军事冲突没有阻碍阿莉莎前往佐洛特村的步伐。这个矿村是主人公之一安德里的家乡。自2014年顿巴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政府军和分离主义者一直在附近战斗。冲突全面升级前一周，此地的居民就察觉到了更频繁的爆炸声。
在搭车从鲁比日内前往佐洛特的路上，阿莉莎几乎见不到行人，沿途加油站排起蜿蜒的长队，收音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播报一次：“从卢甘斯克撤离！从卢甘斯克撤离！”
“一切看起来像是启示录（的末日预言）。”阿莉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经过三年的拍摄，阿莉莎与自己镜头里的青少年亲如家人。这些孩子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工业荒原，在“一片梦想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地方与灰色的现实斗争”。阿莉莎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上世纪90年代，她在萧条的扎波罗热工业区长大，生活穷困苦闷，一直梦想走出衰败的小镇，探索大千世界。乌克兰东部的形势急剧恶化，阿莉莎没能按计划继续拍摄工作，而是开始协助孩子们撤离。一路上，炮声隆隆，撤离的车辆甚至一度驶入了交战区。五人之中，阿莉莎只成功将在哈尔科夫上学的丽萨送往波兰边境。莱拉、鲁斯兰和伊利亚所在的卢甘斯克村在开战后很快落入俄军之手。而安德里一家则拒绝了离开佐洛特的提议，八年来他们从未拥有过平静的生活，当时他们误以为事态不会比以往更糟了。
阿莉莎的导演生涯有一个不俗的起点，她拍摄的第一部长片《战争之地的阿莉莎》在全球最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首映，第二部作品《家庭游戏》在三个国际电影节斩获奖项。不过，在一些同行和影评人眼中，阿莉莎并不是一名遵守纪录片法则的导演。这次乌东之行不是她第一次介入主人公的生活。此前在拍摄《家庭游戏》时，主人公埃琳娜是一名穷困的基辅球员，经历母亲的突然离世时，阿莉莎就代为支付了葬礼费用。
白俄罗斯裔乌克兰导演谢尔盖·洛兹尼查最近与阿莉莎有过交流，他认为记录者必须与拍摄的内容保持距离，不能在其中涉入情感。但阿莉莎主张，纪录片不仅是电视新闻式的事实叙述或冷静的逻辑推理。“电影最重要的是情感，这是它的力量所在。你会忘记新闻，但艺术将与你共存。”
纪录片曾经给阿莉莎一把“通往宇宙的钥匙”。但战事爆发后，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阿莉莎说她感到无能为力：“纪录片能提供一种长期的观察视角，但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快速的反应。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做些什么，防止他们在我们国家搞破坏。”
阿莉莎很快下定决心，加入志愿军队伍。对于这位年轻的母亲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她将家人安顿在相对安全的西部。在出发去前线前，5岁的儿子西奥紧紧抱着阿莉莎的腿，哭求母亲不要离开。
“妈妈，你为什么要到前线去？”
“无论如何都要有人去战斗……我不想离开乌克兰到别国生活，我也希望你在这里有未来。”
这些解释没能安抚抗拒与母亲分离的西奥。最后，阿莉莎不得不逃也似的离开孩子。
阿莉莎觉得她没有选择。萌生参军的想法并非出于一时的激愤，这是一颗在2014年就埋下的种子，如今破土发芽。在顿巴斯，她看到战争对儿童带来的创伤。她希望儿子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下成长，不必十几年后也要上战场。
阿莉莎还想“复仇”。
2014年，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举行公投、宣布脱乌“独立”后不久，在顿巴斯进行拍摄的阿莉莎在一处检查站被分离主义武装拦下。她向士兵出示学生证，解释自己只是来此完成作业的电影学院大学生。但随行的出租车司机告诉士兵，她与乌克兰军队关系匪浅。随之而来的是四日噩梦般的拘留。这段经历在2015年上映的纪录片《战争之地的阿莉莎》有简短的叙述。“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阿莉莎回忆说。冲突升级后，囚禁时的片段再次梦回。阿莉莎不止一次梦见自己被俄罗斯军队包围、俘虏。
九年前，阿莉莎借助继续拍摄来疗愈创伤。在《战争之地的阿莉莎》中，她在顿涅茨克战斗最激烈的皮斯基村跟拍了一个乌克兰志愿营的生活。在上战场之前，他们是建筑师、教师和工程师……整整一个月时间里，阿莉莎与21名志愿军人员一起经历枪林弹雨的考验，成为争夺顿涅茨克机场的第22号“士兵”。
“在顿巴斯前线拍摄时，我开始思考，是要做一个记录者、观察者，还是要成为直接参与者。”阿莉莎说，“我有一种感觉，我想置身于这种生活，而不只是做一名旁观者。我一直在和自己争论。最后，我做了一个承诺，如果战争进一步蔓延，我要拿起武器去打仗。”
前线冻得让人发疯
在俄乌冲突升级的第六天，阿莉莎前往顿涅茨克州多布罗皮利亚的征兵处。“我要去前线战斗。”阿莉莎告诉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位身材娇小的女性应征者，他们颇为惊讶，询问她是否有军事经验，能做些什么。最后，他们告知她回家等待电话，就再也没有消息。这次无果而终后，阿莉莎在第聂伯罗的征兵处再次碰壁，由于没有军人证，她甚至无法报名。
但阿莉莎还是从一名志愿军指挥官处争取到了上前线的机会，两人2014年在顿巴斯前线成为朋友。起初，他以为阿莉莎想和当年一样去前线拍摄，当得知阿莉莎此行是为上前线作战后，他长长地抽了一口烟：“好吧，我们走着瞧吧。”
在顿巴斯战争初期，乌克兰军队混乱不堪。为了抗衡分离主义者，乌克兰政府允许独立于军队的志愿营作战。此后，乌克兰涌现了大量志愿营，其中大部分受到乌克兰国防部及内务部的指挥，也有一些不受政府控制。据估计，当时大约有15000人加入各个志愿营。在俄乌冲突升级后，因为志愿营来去相对自由，加入的人更多了。
当初在皮斯基村前线拍摄时，阿莉莎学会了射击。2022年3月加入乌克兰志愿军第五营第二突击连后，她接受了进一步的步兵培训，包含攻坚、狙击和爆破等内容。
在40人的步兵分队里，阿莉莎是唯一的女性。进入军营，男性自然而然被视为战士。作为女性，阿莉莎需要克服指挥官和战友们对其意志和能力的怀疑。起初一些士兵会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不和丈夫到法国去？”她反驳称她来参军是自主自愿的决定，“我的决定和你的有什么不同？”
乌克兰是目前世界上女兵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22年夏季，有超过3万名女性进入军队服役，约占乌克兰军人数量的15%。自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女性一直积极在武装部队服役。不过，一直到2016年，她们才开始真正承担战斗角色。去年俄乌冲突升级后，所有军事单位宣布开放招募女性。但在军队内部，阿莉莎面临着另一场战争：与根深蒂固的歧视对抗。
“你需要时间来证明，你也是个战士，能打能扛，可以和他们做一样的事情。”阿莉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前线阵地，寒冷是阿莉莎面临的第一道关，“前线冻得让人发疯”。在逼近零度的湿冷天气中，士兵们需要在战壕里驻守24小时到48小时，而让自己暖和起来的方式很有限，只有跺脚和心理暗示。
更困难的环节是适应军队的工作模式，阿莉莎不得不压抑天性、学会服从。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阿莉莎喜欢发问和讨论。指挥官下达命令后，她的反应常常并非“是的，长官”，而是“为什么这么做？”此举常常惹怒一些士兵，“为什么这个女人要质疑一切？”
随着训练和战斗的展开，曾经的质疑渐渐消失了。不仅如此，阿莉莎与大多数人成为了朋友。指挥官后来感慨，阿莉莎的存在鼓舞了士气，她的表现让男性没有借口说“做不到”。
乌克兰志愿军第五营最初部署在基辅地区。2022年4月，随着俄军从基辅周围撤退，战斗重心集中到东部和南部，阿莉莎和战友被派往哈尔科夫，与乌克兰陆军第92机械化旅协同作战。
在哈尔科夫，志愿兵们在佩列莫加村附近的林地掘土成壕，建立了阵地。在乌克兰语中，“佩列莫加”意为胜利，2022年3月下旬，经历一个多月的激战后，乌军在此击退了俄军的攻势。周边的几个定居点仍在俄军控制之下，第92机械化旅及志愿军的任务是收复这些失地。进入四月后，俄乌两军几乎没有近距离的交火，双方都试图通过炮击令对手屈服。
2022年5月8日凌晨四时许，小雨， 2℃，一场战斗正在酝酿，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志愿军的战壕。阿莉莎和战友们相互打气：历史上的这一天是二战终结的日子，他们希望经此一役能重挫俄军，为周遭村落的解放铺平道路。
但是，俄军的火力更为凶猛。武装直升机呼啸而来，坦克、迫击炮也接连发起攻击，爆炸此起彼伏，在战壕周围溅起火焰和一片片泥土。阿莉莎和战友被困在树林里。久违的恐惧如潮水向阿莉莎涌来，她心想大概这就是自己的死期。“那是一个痛苦万分的时刻，我为我的儿子感到难过，而不是为我自己……如果我死了，我对他的爱也会随我一起消失。”
在5月8日的战斗中，大量部署在左翼的92旅士兵成为“200号”（死者）和“300号”（伤员）。最后，位于右翼的志愿军接到了撤退的命令。背着沉重的行囊和步枪，阿莉莎步履不停地走了8公里，途中不得不穿过一段雷区。一路上，志愿兵除了要时时提防脚下，还要警惕头顶是否有俄军用来侦察的无人机。
“与当时树林中的情况相比，2014年至2015年的顿巴斯就像一个嬉笑打闹的幼儿园。”如今回忆起来，阿莉莎仍心有余悸。
“我们不会消逝”
阿莉莎的行囊总是比其他志愿兵的要重一些，除了口粮、饮用水和手榴弹，里面还放着一台6斤重的摄影机。她希望可以将这段经历存档，万一某天阵亡，可以为儿子留下些什么。
“前线的生活不像战争电影……战争片给我们一种前线不断有枪声和爆炸声的印象。但事实上，大部分时间我们在等待和观察，很枯燥，但同时混合着紧张。”阿莉莎说。
在战斗的间隙，阿莉莎会拿起摄影机捕捉这种场景。她拍下战壕里日复一日面对的景色：不知疲倦的蚂蚁，坑坑洼洼的田野，被弹片劈开的树，硝烟背后的天际线，以及黯淡的现实中“偶尔的彩色”：有一回，92旅的士兵给第五营带来了冰淇淋。坐在未能成雪的冷雨中，湿透了的阿莉莎与战友们品尝到了前线难得的甜品。
摄影机曾经是导演阿莉莎最趁手的“武器”，但对于步兵阿莉莎，它有些碍手碍脚。为了尽量轻装上阵，她不得不少带一些水来减轻负重。但是阿莉莎并不后悔将它带上前线，特别是在失去一些战友后，她更加笃信纪录的意义。
年近六旬，胡子泛白，总是带着和善笑容……史提克常常出现在阿莉莎的镜头里。来自西部的史提克是一名木雕艺术家，在战争开始的第四天加入志愿军，直到2022年7月6日凌晨，一枚伊斯坎德尔导弹击中志愿军的营地。
“战火下的人就是不断在抽生死签。”阿莉莎形容。她的床位就在距离史提克半米远的地方，事发那天她在外执行运输任务，才得以侥幸逃生。
为了在前线生存，士兵们不得不麻木自己的情感。但是，在失去这位无话不谈、如家人一般的好友后，阿莉莎难以自抑地陷入沮丧。出发前往前线的时候，她乐观地以为能在几个月内结束这场战争。但战事一直在拖延，看不到尽头。
志愿军从瓦砾堆下挖出史提克的遗体，一路向西护送其回乡安葬。葬礼过后，指挥官巴尔斯解散了突击连。
52岁的巴尔斯自2014年开始就在前线战斗。阿莉莎形容，这是一位“最有能力的领导人”，珍视士兵的生命胜过自己，从不会将第五营送入无望的冒险。突击连解散后，巴尔斯等一些志愿兵们签署了征兵合同，这意味着他们将获得政府发放的津贴和保险，但他们也失去了随时抽身的自由，将一直战斗到战争结束。
阿莉莎则在部队解散后回到后方休整。重返平民生活状态并不容易。“（战争）日复一日的高压状态会改变你……正常生活好像失去了色彩”，阿莉莎对自己的认知仍是一名战士，甚至为自己还活着、为享受某种舒适而感到内疚。有时候，她甚至没有打开社交媒体的勇气，害怕看到战友的死讯。在基辅，阿莉莎与丈夫史蒂夫·修安进行了长谈。史蒂夫是一名常驻乌克兰的法国记者，也是纪录片《我们不会消逝》的联合制作人。他劝说阿莉莎重拾中断的剪辑工作，“也许是时候在文化战线上战斗，承载这段历史了。”投入伊尔平战斗的巴尔斯也告诉阿莉莎，“先去完成你的电影，战争还很长，我会等着你。”
当阿莉莎再次观看战前完成的粗剪时，她对所有的画面都有了不同的感知。影片中，登山家瓦伦丁希望通过冒险疗法，帮助生活在战区的孩子疗愈心理创伤。五名来自顿巴斯的小主人公最终登上了喜马拉雅的高山，他们确信自己在走向幸福。但战争永远改变了这个故事：一些人成了难民，一些人杳无音讯。
今年2月22日，《我们不会消逝》在柏林电影节举行世界首映。影片中，安德里向流星许愿，笃信它的力量可以阻止战争；丽萨用粉笔画覆盖墙壁上的弹孔；鲁斯兰在他的电脑前说唱：“我们不会消逝。”一名法国记者在观影后写道，这是一部关于昨日世界的回忆，笼罩着光明与柔情。“除了阿莉莎·科瓦连科之外，还有谁能为这片被毁的领土写下安魂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