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和《楚辞》两部巨著，是我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它们共同构造了中国文学的永恒魅力。但又以其自身存在的差异，诞生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艺术形态和追求。探究原因，差异从它们各自诞生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
1、《诗经》与《楚辞》的产生隔着三百年
《诗经》中作品产生于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的黄河流域（仅有小部分产生于汉水流域）。其中既有宫廷、官府的创作，也有经官方音乐机构搜集整理的民间创作。
总的来说，这些作品显著地反映出黄河流域文化，尤其是周文化的特点，注重理智，幻想成分少，感情比较克制，而道德色彩、政治色彩比较浓厚。
《诗经》所收作品，大致到春秋中叶为止，此后北方不会没有歌谣产生，但长期未见搜集和整理。
相隔三百多年后的战国末期，在南方土地上产生了以屈原创作为主体的《楚辞》，把先秦文学推向新的高峰。间隔在《诗经》与《楚辞》之间的三百多年，正是先秦文化非常活跃的时期。任何一类型的文学著作，都经历了从简约到繁富的变化。尤其是战国时期，在辞采方面的铺陈、夸张、已经成为普遍的追求。以《左传》、《战国策》与《尚书》、《春秋》相比，以《庄子》、《孟子》与《论语》、《墨子》相比，我们会得到十分强烈的印象，这样的时代气氛对楚辞的产生必然有重要影响。
2、地域文化差异
《诗经》与《楚辞》之间还存在地域文化的重大差异。
在《诗经》的产生年代，我们的先祖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了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
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
从春秋中叶开始，楚国与北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楚辞》，尤其《离骚》中可以醒目地看到原产与中原的“圣贤”谱系，但楚文化仍旧保持了自身若干重要的特点。
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越过北方国家。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
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个人受到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响应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骜不驯仍举世闻名。
丰饶的天然物产使南方人的谋生活动较少艰难，曲奥多变的地貌和丰富多彩的植被，容易培养人民浪漫的情思。楚地盛行巫教，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xi，男巫师为觋，女巫师为巫 ），重淫祠”，始终未曾消退的、相信人与鬼神共处的巫文化，更导致种种奇幻的想象。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生活世界中。
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楚国艺术，无论是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
3、创作艺术手法的差异
《楚辞》表现了更丰富的情绪和美感。
《楚辞》篇幅通常都比《诗经》长；《楚辞》的文辞华美多彩，不同于《诗经》文辞的简朴自然；《楚辞》的句式（也就是语言节奏），除了《诗经》普遍使用的四言句外，更多地使用五、六、七言句，富于变化；《楚辞》多奇思异想和神话色彩，不同于《诗经》大体局限于现实中的人、事的范围。
4、两部巨作对后世的影响
秦、汉统一以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入。但《诗经》与《楚辞》，始终作为历史上的两种不同的文学典范而存在。
《诗经》中除了少数几篇外，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它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也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事件、日常生活、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后代诗人继承了《诗经》关注社会政治和道德的特色。当人们需要强调文学的政治性与道德性，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时，往往标举“风雅”。
《诗经》的抒情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发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委屈婉转，波澜起伏的，由此形成《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而当人们期望以美丽的语言抒发奔放自由的情感的诗人，则多效仿《楚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