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这个意思来表示science的概念？
【說文】程也。从禾从斗。斗者，量也。又【廣韻】條也，本也，品也。又取人條格曰科第。
汉语中很早就有“科学”这个词，那时候的“科学”一词指的是“科举之学”。日本人借用汉语意义为科举之学的“科学”，之后又将现代科学意义赋予了“科学”。严复和梁启超将现代意义的“科学”从日本引入中国。
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科学”是总称，是广义，总称“科学”之下有两个分支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通常的说法是，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科学。
中国学术界的说法与英语和法语世界的说法截然不同。英语和法语世界的说法是，“科学”仅仅指的是自然科学，“科学”是狭义，中国称之为社会科学的social science不是科学，也没有“科学”这个总称词。
追根溯源，汉语“科学”一词源于英语,因此中国学术界许许多多的学者认为，科学只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是科学，因此“科学”只有狭义，即自然科学。深入研究发现，social science被误译成“社会科学”是争论的根源。汉语“科学”一词的模糊含义由错误翻译引起。
（英语social science被误译为“社会科学” 导致社会科学是科学和非科学之争 李田心）
自明末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始，就遇到第一道门槛，亦即西方话语如何转译为汉语。而系统化解决该问题则是在晚清，由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共同跨越这一障碍。当时的中国学者不懂西方语言，多数传教士也不能用中国语言准确表达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内容，更重要的是西方科学对于中国语言是全新的知识领域，无对应的表达方式。因此，对于传统中国语言中没有的东西如何表达，表达过程中是否会出现问题，成为一个既重要又有趣的问题。
带着这些问题，西方科学知识的翻译进入研究视野。从中国士大夫理解西方科学的视角，即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对内容的选择与重构的角度，对晚清科学翻译与传播中的科学文化进行分析。从翻译学的角度讲，翻译即是一种创造，而晚清采用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笔译的方式，造成了译著与底本差异的可能性。
研究的首要问题是确定并查找底本。我们选择首批传入中国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译著，如《重学》、《谈天》、《化学鉴原》、《地学浅释》、《代数学》、《代数术》等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个案研究。这些底本多是19世纪或者更早的英文著作，大多是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大学教科书，且在西方多次再版并有内容更新，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当时西方的上成之作。
其次，是将译著与底本进行对比研究。除了科学术语翻译的研究，还要从译著与底本体例、内容、知识结构、知识体系、科学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探讨翻译过程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文化的理解。我们研究发现，译著对原著的内容、知识体系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选择与重构，尽管不同译著涉及不同译者，体现的特点不完全相同，但总体上体现出某种规律性。在具体知识的翻译中，译者也注重新知识的更新与补充，使译著基本反映西方科学发展的新成果。
晚清科学翻译表现出很强的本土化特征：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知识背景及表达习惯，译著中增加了某些传统知识，沿用中国传统文字、记数方法，科学术语也尽可能使用中国已有的表达，或借用已有的词汇并赋予新的含义，表现出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在译著整体结构与体例的翻译中，大多删减了底本中的前言、导论和附录，特别是底本的导论内容多为该著作的写作思想、知识体系、学科概念的界定、方法的阐述等，在底本中是纲领性内容，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多数没在译著中体现。相应地，正文中科学概念、原理和方法等内容也有不同程度的删减。
晚清科学译著另一个重要特征，即译著与底本的文体、语言风格有很大差异，并表现出某种文化特征：译著弱化了底本的人文性与趣味性，删减了原著中大量的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内容，在语言表达和行文方式上也有很大差异：多数底本语言妙趣横生，行文似科学探险，颇有文采。译文则按照中国科技著作的学术传统编写，行文风格讲究紧凑，遣词造句不求华丽，言简意赅，论证与叙述关注知识本身，尽量避免行文枝蔓。
个别译著甚至对底本的叙述方式、叙述顺序进行调整，甚至对西方知识体系进行修改和重构，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底本的面貌，特别是对知识体系的调整，以西方科学为参照时，我们看到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及其部分内在的逻辑关系，但从中国传统知识背景考察，又有某种合理性。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晚清汉译科学著作与其底本相比，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晚清科学翻译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涉及因素多、范围广，既包括知识和语言，又与文化相关联。早期的科学翻译还涉及当时译者及读者的知识背景、知识结构以及对西方科学的理解程度，涉及两种科学传统的碰撞与交流、选择与适应。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晚清中西方科学发展水平的差异，译者翻译时需要面对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还需要在传统知识框架下理解这种新的知识体系，所有这些都会在译著中有所体现。因此，有人认为科学翻译仅仅是科学信息的传递，不同文化的科学家会用同样的方式思考和行动，但在中西科学传统迥异的100多年以前，情况绝非如此。
正因如此，晚清科学翻译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对晚清西方科学移植的普遍观点认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识形态观照之下，晚清科学移植的大多问题归于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是出于功利、实用，而不是对科学本身有真正兴趣。但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科学译著的研究来看，其中似乎具有更为复杂的因素。从译著中可以看到译者精益求精、坚持探索的态度和行动，可以看到译者用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语言表达西方科学的努力与追求，同时还可以看到译者对西方科学文化把握的欠缺与不足。
（晚清科学翻译的文化研究 聂馥玲）
科学是科举之学的简称，这是科学的本义
科的意思就是分科
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比较杂，容我慢慢更新，权当抛砖引玉。
目前可以确定无疑的是，“科学”这个词是日本再加工后传回来的。此前中国出现的“科学”一词意指“分科举人之学”，当然也有说法认为这些“科學”是“科舉”的错写或错印，不过这不是本问题的重点。
在晚明，徐光启和很多传教士用“格物穷理之学”乃至于“格致”来表示“科学”这一含义——但这其实是后人的理解。“science”一词虽然是拉丁语“scientia”延伸出来的词汇，但最先正式使用该词的标志是巴黎科学院（Academie des Sciences）的建立，这个时候徐光启都已经入土三十多年了。不过应该承认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格致”一词的存在是西学传入中国的保护伞，以儒家词汇冠名，可以避免一些人以华夷之辩反对西学传入中国。
而“格致”在当时的含义可能更靠近“哲学”，徐光启的传教士朋友高一志曾编撰《空际格致》一书，“空际”在现在被认为是“natura”的翻译，这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但与其认为这本书说的是“自然科学”，倒不如认为这本书是“自然哲学”，这也符合当时西方的主流——哈维、波义尔、牛顿、卡文迪许、道尔顿等在当时都被称为是“philosopher”或“natural philosopher”。英国皇家学会的期刊叫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即《皇家学会哲学学报》，牛顿的知名著作叫Philosophi?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即《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道尔顿的代表作叫A new system of chemical philosophy，即《化学哲学的新体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休厄尔仿照“artist”造出“scientist”,“science”在英语语境中才逐渐代表“natural philosophy”成为单独的体系。
但是这也造成了一个混乱，那就是拉丁语“scientia”在英语里早有对应的词汇，那就是“knowledge”,“science”在早期英语本身也是“knowledge”的意思，只不过不常用。培根的名言“scientia potentia est”，英语译为“knowledge is power”。在牛津高阶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中，“science”有狭义广义之分：knowledge arranged in an orderly manner,especially,knowledge obtained by observation and testing of facts.
只不过可能囿于意识形态之别，当时各种“格致”的书籍对于今天意义上的“哲学”并没有广泛讲述，主要内容是“自然哲学”，也就是今天“科学”。后来清朝就用“格致”对标“science”，洋务运动后常有建议科举考试开“格致科”，郑观应在《考试》一文中这样定义：“格致科，凡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之类皆属焉。”在诸多文人的建议下，京师同文馆建“格物馆”，后来改名“格致馆”。此时含义应该已经与晚明的“格致”不同。
之所以要讨论到这些问题，其实是想说日本人在作翻译的时候可能面临着和我们一样的窘境，西方诸语言虽然都尊拉丁语，但实际使用上又千差万别，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些词的使用情况也会改变。而日本在进入明治时代后虽说主要是向英美法德学习，但是日本最早的“西学”被称为“兰学”——学的是荷兰，明治时代的启蒙家西周、津田真道、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都是学的荷兰语，有的是去了荷兰留学，有的是在日本本土学习兰学。日本学者在翻译时是否受荷兰语影响，不得而知，而且此时英语世界才刚刚开始使用“science”作为“nature philosophy”的代称，英语中具体使用情况如何也很难查证。对于荷兰语我知之甚少，不妨先看日本的相关资料：
1862年，日本曾出版『英和対訳袖珍辞書』，其中“science”一词并不翻译为“科学”，而是被翻译成“斈问”，即“学问”。其实图为明治二年的修订版……权当扩大范围了
1881年，日本又出版了『哲学字彙』，在该书中，“science”则被翻译成了“理学、科学”。
据此，我们可以缩小一下相关范围，日本将“science”一词翻译成“科学”二字的时间就在1862-1881这二十年的时间里。
而这个时间段中，经常被学者提起的就是明治七年创办的《明六杂志》。
资料太多了容我歇会继续更（我才不会说是因为太长没写完再不发就赶不上创作任务了）。
2023.5.9更新
在《明六杂志》第二十二号中，西周率先使用了科学一词：
这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科学”一词用来翻译“science”的首例，樊洪业在《从“格致”到“科学”》中认为西周是受到了实证哲学家孔德的影响：西周在《知说》一文中说“孔德分类诸学之见象，由单纯者至有组织者，立五学天文学、格物学、化学、生体学、社会学之模范。其立论极精，其识力极高，可谓尽矣…”。他把science译为“科学”，正是受了孔德的“科学分类”的影响。
但是，根据上下文来看，这里的“科学”与“science”似乎并没有实质性关联，更何况就在前文中，西周将“science”翻译为“学”，并用“サイエンス”做了标注。
姑且不谈此时“学问”一词已经成为通用的“science”翻译，单从这两段来看：将事实归纳成一贯之真理,又将此真理按照前因后果演示成一模范者谓之“学”(science)。真理因学既已明白了然时,活用之,以利人类万般事物者,谓之“术”。故“学”之旨趣唯在于讲求真理,而不可论究其真理于人类有何利害得失。“术”则根据真理而活用之,使吾人避害就利、背失向得者是也。……故“学”于人性常能开其智，“术”于人性善能增其能。然“学”与“术”虽如此旨趣迥异,至于所谓科学,有两者相混,不可判然区别者。譬如化学(chemistry),虽然分解法之化学可称之为“学”,总汇法之化学可称之为“术”,亦有不可判然相分之处。
这里“学”“术”“科学”三者并列，显然不会是同一种意思，从语境中来看，“学”是指今天的“科学”，“术”是指今天的“技术”，而文中“科学”一词，倒像是今天的“学科”，沈国威就持此观点。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西周在《明六》中强调“学”“术”分开，但西周的老同事中村正直却用“学术”二字翻译“science”：希腊、罗马极盛之时，学士、文人多有著述。然其时尚未有印刷术，故流传后世的书籍甚为稀少。但其残阙之中散见“真理”（truth）及“学术”（science）的火光。及至后世，其星星之火蔓延成燎原之势。
不过后来中村正直自己又用回“学问”的翻译了：根据西人所说，其学问大抵分为两类，即形而上、形而下两类而已。文法学、议论学、上帝道之学、人道之学、律法学、政事学等属形而上；格物学、百工诸术之学、分离学、医学、农学等属形而下。
很难说日本当时几位先哲究竟怀着怎样的想法作这些翻译，只能说以“分科”来解释“科学”的“科”解释得通，因为确实有分类的思路。但这也只是根据文献推理出的猜测，并不能作为确论。
在同时期其他地方，“科学”一词也有用例，1871年，井上毅向政府提交了对学制的意见案，其中提到：新ニ貢生を徵シ語学ヲ教ヘ往往洋人ニロ伝シテ科学ニ渉ラシメントス……僕甘シテ妄言ノ罪ニ就ン語学已熟ス其科学ニ於ルハ楫流の勢ナラン
即“给新生开设语言课，先让外国人教他们外语，用于学习科学……臣甘愿冒妄言之罪说，学生们熟练掌握了外语之后，再学习科学便成了楫流之势。”
不过这里的“科学”究竟指“学科”还是今天意义上的“科学”……也很难说。
待续
分科专门之学。
?科学?一词是源于中国，后经日本加工后回传。科学原本是分科之学，为科举术语。
对应science一词，比较合适的词汇是?理学?，即格物穷理之学。但?理学?一词曾被朱熹等人用于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