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讲啦李昌钰演讲稿：不可能的可能
各位年轻的朋友们：
我今天要讲的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全世界一年大概有四亿的凶杀案，残忍得很，很多家庭都感觉到很悲哀。他们亲爱的人被谋杀了，所以我们公安人员跟刑警侦查人员的责任很大，就是要替那些不能讲话的人讲话，有些时候无辜的人被诋毁了，那只有我们做刑侦的人员，有勇气能跟他们讲话。
很多人以为O·J·辛普森这个案子是世纪大审，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案件。它发生在大概1994年七月，一天晚上十点多钟，有一个人带着狗散步，看到一个女孩子躺在地上，满地都是血，马上就报警了。警察到了以后，很快就发现死者是O·J·辛普森的前妻，叫做妮可尔。妮可尔被插了八刀，一个男孩子叫做罗纳德·高德曼，他在餐馆里面做服务员，被杀了十七刀。当时洛杉矶警方很快的就认为O·J·辛普森是凶手，但是抓了以后发觉很多的物证不全，当时O·J·辛普森请了好多个有名的律师，马上来找我，我就跟他讲，很忙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他们找不到我就找到我妈妈。很少人知道，我在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扶养我们十三个兄弟姐妹长大，她老人家连中学都没有毕业，但是她一直跟我们讲要用功要努力。我们十三兄弟姐妹每个人，读大学，研究院，读毕业，每个人都有一个专长。人家问我最尊敬的人是谁，我说是我妈妈；他们也问我，最怕的人是谁，我说也是我妈妈。所以他们找不到我演讲，办案，就找到我妈妈。我妈妈就跟我讲，你应该去看看，到底是不是他杀的，是他杀的，就应该负责，不是他杀的，就应该主持公道。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发现第一现场非常凌乱，洛杉矶警方收的物证，两滴血，一滴是干的，一滴是湿的，从这一个蛛丝马迹，我们看出这两滴血有问题。经过化验DNA（基因）虽然是O·J·辛普森的，但是这个血不是当天杀人的时候留下来的，从这开始以后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出现了两种鞋印，假如是O·J·辛普森一个人杀人，在现场应该是一个鞋印，再加上十点半是凶杀案开始的时间，十一点钟O·J·辛普森坐在一个礼车到洛杉矶的飞机场，所以十点到十一点一共三十分钟，时间太紧，告诉我们不可能，这个案子后来陪审团判决他无罪。
很多人以为我生下来就立志做一个刑侦专家，其实我今天也要自首。我在中学的时候希望打篮球，天天练篮球，我很快乐，所以我就去见教练。教练看了一眼说，你长高两尺再来看我。我以为两尺嘛，天天回去练，但是几个月之后，我发现这不可能的，因为我没有姚明的DNA，怎么可以长到七尺。所以我常常讲，使不可能变成可能，第一件事很简单，我们要自我评审，要对自己最忠实。你问自己，我最喜欢做什么？我的能力是什么？我能做什么？你假如能够自己评审了以后，你就要自我学习，所以我常常鼓励年轻人一定要去上大学。大学教育太重要了，我假如没有完成我的大学教育，虽然我会破案，今天也不会在国际出名。但是大学教育不是能保证你就能成功，大学教育好像买一个火车月台票，只是给你有机会进月台，但是上哪班车，去哪个方向，到哪一站下车，那完全就要靠你自己。有了根基以后，那你就要研究发展，你就要看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提高，所以我常常叫年轻人一定要梦想，你才有未来，然后要有信心，那你才能有力量，你才能使不可能变成可能。
怎么使不可能变成可能，我的恋爱故事也是使不可能变成可能。当时我在台湾在做刑官，在台北市警察局，很年轻，我一天到晚工作十六个小时。我做刑官，底下有一百多位同事，他们也要跟着工作，他们就开了个会，这个小伙子要给我们累死了，假如给他找了个女朋友，他就不会这么认真了。所以凡是到警察局来延期护照的女生，他们都说这个要去见李刑官。但是我也不傻，一个礼拜之后，我说这个是阴谋，我说以后不准把女生带来，你们自己解决。但是有一天，一个警员带着我太太进到我的办公室说，她三年没有延期，我说三年就关七天，罚五百块，去处理处理。结果警员说，刑官，这个女生一直在哭，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你亲自处理吧。我说这个还不会，就关七天就是啦，进来进来，那么一看就一见钟情了，所以我们就结婚了。所以她说我虽然没有关七天，她被我关了五十六年，因为我们结婚五十六年。我在警官大学刚刚毕业了，我答应我妈妈，要念完博士再结婚，这是我惟一一次违反我妈妈的命令。因为人一生，你很难碰到一个理想的伴侣，很重要你找一个伴侣，不是说肉体上的爱，或者她家里有钱，或者有地位，你找一个伴侣是终生的朋友，就是你在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安慰你，你在快乐的时候，有个人会跟你一起庆祝，你在很孤独的时候，她会默默无闻地陪着你。
当然你们今天到这里(来，都希望我能讲一些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个很残忍的案件。在1973年12点钟的时候，有人看到一个男人，追着一个女孩子到了九楼，杀了她一刀逃走了。警方抓了四个人，但是找不到证据，都一个一个撤放了。那个案件一直没有破，她的爸爸开了个修车厂，给所有的财产都用在为女儿伸冤破案。刚开始的时候，他在当地的报纸全版登广告，今天是我女儿被谋杀的第232天，案子还没有破，悬赏奖金一百万。大概二十年前，他来看我，跪在地上，“李博士，我太太死了，就这个女儿，希望你能帮我们，我已经绝望了”。他已经绝望了，我听了很难过，这种沉案，积案，在美国大概是30%的案件没有破，这些案件，多少家庭在等着正义的来临，所以我们就给这个案件重新调出来，重新调查，在死者的车的后边，发现了一个纸巾盒，上面有一些血。我们重新用化学试剂，找到一些指纹，那指纹放到我们的资料库没有比对到。我还记得，我身上都带着那个指纹照片卡，每到一个地方讲学，办案，我就叫当地的警察局去找一找。我到英国，苏格兰，到苏联，到每个国家都叫他们找一找都没有找到。大概十年前，早上四点钟我一个工作人员吵醒我说，博士啊、博士啊，比到了，原来那个杀人犯在周末追打一个女人被抓了，他的指纹进到档案就比到了，所以这个案件破了。但是五年前，五年前她爸爸在病院里边癌症死了，他在死前还打电话给我，李博士请不要忘记，我女儿的凶杀案。
虽然我不能告诉johnSarah，你女儿的案件破了，但是他在天之灵他会知道，我们这世界上有这些辛勤的警察，公安人员在不断地努力，为无辜人讲话，为正义讲话，这就是使不可能变成可能，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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