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对子书：《以纸代简考》[1]以后对子书，您好像没有再进一步研究纸书。您是什么时候离开汉唐转到先秦的？
刘光裕：我年龄大了对子书，无法只顾汉唐。先秦与汉唐前后相接，不了解先秦书籍，也不能完全了解汉唐书籍。我大概从2004年离开汉唐，涉足先秦。开始几年，文章写得还算顺利。像《中国出版史的对象、范围与分期》[2]这样的文章，只能涉足先秦以后才能写出来。《商周简册考释》（2010年）[3]与《简论官书三特征》（2011年）[4]这两篇文章也还算顺手，原因是比较熟悉汉唐资料。例如甲骨文中“册”字，从字形看都是“一长一短，两编”。“一长一短”指一长一短两根简片相间排列对子书；“两编”指用两根编绳。我在《以纸代简考》中考证过自汉至隋唐上千年策书（册书）一直沿用简策（北宋策书才改用纸），而且同样都是“一长一短，两编”。由此推断在商周时期，“一长一短，两编”为“册命”的专用简策。既有专用简策，必有通用简策。通用简策的简片理当是长短整齐一致，编绳则两道、数道皆可。像商周史官记事、医官药方、诸侯“简书”所用理当是长短一致的简策。再如，自汉代开始作者都在作品上署名，代表作者享有著作权（署名权）。根据这一点，再看汉以前官书与子书的作者都不署名，可知汉以前作者一概不享有著作权（署名权）。中国古代史是连续的，未有间断，故而掌握后代的资料，有时可以用来解释或理解前代的事情。
2011年开始着手写《孔子与官书制度》[5]与《子书崛起与书籍变革》[6]。这两篇文章约九万来字，写了四年半，一月平均不到两千字，写得十分艰苦。到2016年初才返回汉唐。滞留先秦十二年之久，是原来没有料到的。我文献功底不如人，查阅文献资料太费功夫，可能是原因之一。此外，有些问题发现了，其中道理一时难以想通，也是一个原因。例如，是否要写商周时期的口述文化传统，长期犹豫不决，不敢动手。我撰于2001年的《简帛时期书籍流通资料》（载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二卷），已收进许多口耳相传的资料。可是，对于官书早已存在，为什么还要口耳相传的原因，总是想不通。以前，不少学者认为是“简牍繁重”，一开始我是同意的。后来，想到先秦的诸多口传作品都在西汉录为文字，而西汉仍用简牍，可见“简牍繁重”不可能是主要原因。这样想来想去，直至写了《简论官书三特征》之后，才略知其中缘由。鉴于官书三特征长期存在，由此决定官书从来没有成为社会传播工具，官书时期，文字作品很少在公众间流布，所以与官书三特征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只能是口述文化，也必然是口述文化。《左传》记春秋时贵族“立言”，如子产、叔向、叔孙豹等。这些“立言”者只将内容口述，再由史官用文字记录下来，他们自己不将口述内容著为文字作品，这就是口述文化的典型表现。章学诚说“私门无著述文字”（《校雠通义·原道》）。“私门”指贵族。贵族没有文字著作，彼此交流不以文字为媒介，主要靠“口舌传事”，所以春秋以前长期存在口述文化传统，当为不易之事实。把诸如此类的道理想通了，动手写《子书崛起与书籍变革》中“以文字取代口述”这一节，倒是困难不大，可是时间已经到了2015年。
陈静侧记
先秦出版问题，是出版史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这一时期，书籍材料为竹木简，与之相关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虽然研究成果较多，但集中于书籍形制问题，且往往说法不一，特别是在流通领域，几乎看不到系统而有说服力的成果。出版史论作大都有意简化或回避先秦阶段，只是围绕一般的简牍形制以及简书种类等做做文章。刘老师考虑清楚汉唐书商问题后，对汉唐书籍的流通问题有了一个比较通透的看法，随后即转入先秦，他说，这是最难的一段，做得人少，所以，他要来做。
刘老师对章学诚颇为看重，他说章学诚的史观是保守的，不值得学习，但他很多问题看得很通透。刘老师对官书的理解，就受章学诚启发。以我浅见，对先秦“口述文化”的产生原因，迄今为止，以刘老师结合官书特征的阐释最具说服力。老师在不疑处存疑的精神同样让我印象深刻。先秦时期口述文化的产生原因，以“简牍繁重”的常见观点来解释，看上去也没什么毛病，但刘老师却不满足：“先秦时期，官书早已存在，为什么还要口耳相传？先秦的诸多口传作品都在西汉录为文字，而西汉仍是用简牍的，可见‘简牍繁重’不可能是主要原因。”正是这些针对常见观点的质疑，催使刘老师深入思考，进而写出了《简论官书三特征——不准公众传播、作者不署名、书无定本》，该文结合中国社会的特点，全面阐述了先秦书籍之特征。
2004年后，刘老师转向先秦。有时，他想通一个问题，会打电话跟我聊，常常一说就是几十分钟，我听得有趣，老师讲得也起劲。有一次，刘老师说，做研究是需要跟人讨论的，有时他跟我讲着讲着，会突然产生灵感。在跟随老师做出版史初期，刘老师曾让读他的一篇文章，问我的意见，我刚刚入门，看来处处新鲜，有一段读了好几遍才明白，遂请教老师，我的理解是否准确。过了几天，刘老师突然跟我讲，他重写了这一段，因为我读了好几遍，说明他没写明白。老师说：看，你对我帮助还蛮大的呢。在先秦阶段的研究中，刘老师写得最舒畅的文章是《子书崛起与书籍变革》，那大约在2015年春夏之际。近些年来，每到夏季，老师都要到济南南部山区住上两三个月，他在那里有一套小房子，济南的南部靠近泰山，山势起伏，空气清爽，老师带上笔记本电脑，在南部的小房子里，几乎是一气呵成，写就了《子书崛起与书籍变革》，当然，这之前的准备工作早就做了好几年。今年6月，老师依然到山上避署，期间跟我电话联系，感叹说，自己真是老了，无法回到当年写《子书崛起》时文思如涌的状态了。今年夏天，刘老师要修订他的两部书稿——《蔡伦造纸与纸的早期应用史》和《刘光裕编辑学文集》。这两部书稿本拟于2020年完成，但就在2020年的上半年，刘老师因高血压住进了医院，书稿的事就中断了。出院后，老师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他反复跟我说，高血压的事他大意了，因此延误了书稿，心里很不安。好在这个夏天，老师身体恢复得不错，遂在山上的小屋里，投入了书稿的修改工作。
参考文献：
[1] 1998年刘光裕在《编辑之友》上连载《纸简并用考》（1998年第2-4期），但全文未能载完。1999年，刘光裕改写此稿，做了较多修订，后收入刘光裕著《先秦两汉出版史论》（齐鲁书社，2016年）。
[2] 《中国出版史的对象、范围与分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3] 《商周简册考释——兼谈商周简册的社会意义》，《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4] 《简论官书三特征——不准公众传播、作者不署名、书无定本》，《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5] 《孔子与官书制度——孔子对书籍传播的历史贡献》，《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2期。
[6]《子书崛起与书籍变革》，《文史哲》2016年第5期。
附：刘光裕先生访谈（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史？刘光裕先生访谈（二）：系统研究出版史为何先从汉唐入手？刘光裕先生访谈（三）：汉唐书商不搞发行刘光裕先生访谈（四）：纸书的问题
作者简介
陈静，山东大学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教授。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古代出版文化对子书；近年来关注女性与出版问题。出版有《唐宋律诗流变研究》《图说中国文化·艺术卷》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所撰传统文化普及类作品输出版权到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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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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